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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推进全方位全链条打击 精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时间:2021-09-30 09:43:44
——江西高院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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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江西法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案件数量情况
图二: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江西各地法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及占比情况

    核心提示:近年来,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通过远程、非接触式方式设置骗局,骗取公私财物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电信网络诈骗方法和手段迭代更新,涉及受害人数众多,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干扰电信网络秩序,破坏社会诚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积极参与全国“断卡”行动,深入分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特点、难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通过司法大数据分析、实地走访、案例研究等方式,对全省法院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审结的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案件进行了专项调研。

    一、基本情况

    1.案件数量持续攀升,被告人年轻化趋势明显。2017年以来,江西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案件共计1979件,呈逐年上升态势(见图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地域分布不均衡,基本分布与地市常住人口数成正向相关,同时受部分县域地缘经济影响(见图二)。被告人主要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男性、中青年、无固定职业;省内户籍被告人人数与省外户籍被告人人数呈2∶1比例;被告人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为27岁,八成以上的被告人处于20岁至39岁区间,年龄在21岁至25岁区间的人数达到峰值,其中22岁的人数最多。

    2.互联网诈骗逐年上升,上下游关联犯罪激增。通过分析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的社交场景可见,单纯利用电话、短信等电信手段实施的诈骗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而利用QQ、微信等聊天软件和社交、娱乐、购物、投资、博彩、游戏等互联网平台实施的诈骗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与互联网诈骗案件增加相呼应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下游关联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过去的“冷门”罪名迅速成为近两年来的“热门”罪名,2017年至2019年全省法院共计审结4件,2020年审结83件,2021年上半年审结623件。

    3.法律规范体系日臻缜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从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到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体系相关规定不断完善,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控体系愈加缜密。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涉案账户内款项性质采取推定规则,组织者以外的普通下线犯罪数额,被告人“明知”的主观故意,主从犯地位、电商平台预付卡等销售收购商等共同犯罪问题,以及关联犯罪罪名和退赃范围等认定不一的问题。

    二、原因分析

    1.诈骗手段迭代更新,跨平台引流突出。从该类案件总体数量上看,交友型、交易型、敲诈勒索型、仿冒型、金融投资型位居前五;从历年变化来看,仿冒型、交友型、交易型等传统类电信网络诈骗一直保持高发多发态势,同时网络贷款、金融投资、博彩“杀猪盘”等新型诈骗手段不断涌现。一方面,因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收集更加简易便捷,公民隐私安全受到的威胁日益加剧,行为人通过交易、收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精准设计骗局,大大提高了诈骗的成功率和效率。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诈骗行为源自多平台、跨平台的引流,其中婚恋招聘网站、游戏软件交易诈骗引流较为突出。

    2.黑灰产业链催生,需继续开展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层级多、分工明确、专业化强,催生出大量为诈骗分子提供帮助和支持,并从中获利的黑灰色产业链,而这些黑灰色产业链又进一步加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延泛滥。尤其是,专门交易公民个人信息和专门负责取款、转移赃款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两类帮助行为使得电信诈骗与获利实现了物理隔离,增加了打击难度。为最大限度彰显刑罚的功能,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蔓延势头,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各链条产业化经营、违法犯罪门槛降低的现象,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联的各类犯罪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打击,效果显著,需继续推进。

    3.一些证据、要件、情节认定规则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规范。如关于涉案账户内款项性质采取推定规则,因部分法院对于适用规则的前提“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条件限制”的理解不同,对账户金额推定规则的适用结果不同;因诈骗团伙人数多、入伙时间不同,成员之间存在轮换、退出等因素,针对组织者以外的普通下线诈骗的数额认定,实践中存在整个窝点数额、个人加入后总数额和适当扣减部分时间后的数额等不同认定做法;黑灰产业链的形成,各环节之间独立性强,再加上各环节违法犯罪行为难以一网打尽,对脱离了诈骗正犯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认定其“明知”,很难逃脱从属性的制约,与正犯之间建立联系难度较大;由于手机充值卡、游戏装备、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等销售收购商往往不具有司法解释列举的可认定“明知”的情形,因此如何推定其主观明知存在不同的处理意见和结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各方作为链条中的某一环节都有其自身价值,如何区分主从,是按实施犯罪的件数,还是犯罪的金额,或者分工中与骨干关系的粘合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对于转移赃款、提供支付结算的被告人是否要判决责令退赔,是以其违法所得为限,还是在涉案的诈骗金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地做法也不统一。

    三、对策建议

    1.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惕和预防能力。一般认为,犯罪预防包括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三种模式,司法预防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起着底线的作用,社会预防则是治本之策。据此,要进一步加强反诈宣传,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多一些对电信诈骗犯罪手段的了解,在遇到相关情形时才能临危不乱,做出理智分析和判断,自然而然地注重个人信息保护,提高防范意识。同时,要开展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做好犯罪分子的教育转化工作,唤醒诈骗分子的良知,减少其再犯的可能性;着重加强对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无固定职业的中青年男性,特别是20至25岁、无固定职业的男性青年的警示教育。

    2.强化协调治理,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治实效。依托技术手段构建“四位一体”的协同监管模式。整合政府及司法部门,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支付结算渠道提供方,基础运营商、虚拟运营商、社交平台等电信运营商以及广电、学校等在内的四方优势,形成打击合力。规范提升工信部门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工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流转及应用,明确公民信息的分级保护机制。强化电信运营商、市场监管、商业银行等部门“实名制”“实人实用”等制度管理,从源头上强化实名制的管理,加强“实人实用”过程管理,做好存量和新增量的双重管理工作。提升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安全防护的水平与要求,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要不断加大安全建设投入、完善技术策略、加固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阻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链路,强化对诈骗网址的技术反制和预先研判分析。

    3.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依法全面严格打击。一是充分运用证据规则和推定规则,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对于被告人用于诈骗犯罪的银行卡内的金额,在被告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来源合法的情况下,依法认定为系犯罪所得的赃款,予以追缴、退赔给被害人。对于主犯以外的其他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可以合理确定加入团伙后的某一时间作为犯罪开始时间的,其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犯罪团伙时为止。

    二是充分运用司法认知,审慎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办的《刑事审判参考》第1203号案例所确认的裁判规则,根据被告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个人认知水平,推定被告人知道也应当知道诈骗“上线”所实施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其实施的提供银行卡账户、协助提取赃款等行为,均是诈骗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以诈骗共犯论处。对于不能认定为诈骗共同犯罪,但其提供、买卖营业执照、银行账户、信用卡、物联网卡、微信号等,为诈骗犯罪提供赃款收转账户、协助提取等行为,根据其收购的张数、次数、获利、帮助时间和方式等综合判断,符合刑法规定的相应犯罪构成要件的,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依法准确认定主从犯。对于受雇佣或受欺骗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中的行为人,不应当然认定为从犯,而应根据其在共同中的作用,如参与犯罪的时间长短、诈骗次数多少、金额大小等情节,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参与犯罪时间较长或诈骗数额巨大、诈骗人数较多的,即使认定为从犯,也应严格控制从宽处罚的幅度。

    四是坚持一追到底,规范涉案财物处置。即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部分共犯退赔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其他共犯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亦应依法追缴;对于其他关联犯罪的被告人,依法应以其违法所得为限承担相应的退赔责任,其他诈骗分子已足额退赔被害人全部损失的,依法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课题组成员:曾  华  徐英荣  李方平  张  宏  高凤梅  程  婷)